驾车冲撞人群致5死13伤，无差别杀人有多可怕？

1月11日晚，一条消息登顶微博热搜，引来无数关注：

广州一男子驾车碰撞行人已致5死13伤。

根据广州公安的通报，事件发生在广州天河路体育东路口，涉事司机温某是一名22岁的男性，目前已被警方控制，事故正在进一步调查处理中。

有看了相关视频的网友表示，现场状况惨烈无比，有交警也被撞了，一瘸一拐地想制止又追不上，而当事男子被抓的时候还在笑。

面对这一突然事件，有网友为受害者表示惋惜，有网友对肇事男子的行为表示愤怒，同时不解，到底有什么事值得他这么做？也有网友表示，这种情况太吓人了，我们到底能做什么来保护自己？

无差别杀人，我们在害怕什么

无差别杀人，这个说法，最早来源于2008年日本的秋叶原杀人事件，当时25岁的加藤智大开着一辆货车冲进了行人专用道，撞倒、碾压多名行人后，下车继续用匕首攻击无辜的路人。日本媒体将这件事称为“秋叶原无差别杀人事件”，这个概念由此流传下来。

无差别杀人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凶手和被杀者之间没有仇怨，凶手也没有明确的动机，而是在现场见谁杀谁、随机选择杀人对象。而且这种杀人有强烈的报复社会倾向，凶手并不强奸或抢劫，并不从中受益。

从这个角度来看，本次广州一男子驾车冲撞人群事件，就属于无差别杀人。

秋叶原无差别杀人现场

无差别杀人之所以让人毛骨悚然，因为它彻底颠覆了我们的认知。

人们往往有一种公平世界假设，会认为一个人之所以遭受不幸，一定是因为他做了什事情，只要我不做这样的事，只要我不是这样的人，我就不会遭到这种不幸。

然而无差别杀人打破了这种心理平衡。

即使你没有做错事，依然可能被杀。我们无从防备，无法识别潜在凶手，只能假定任何陌生人都可能是攻击者，公平世界被打破，这变成了一个不公平且极度恐惧的世界。

公平世界假设还会让我们对无差别杀人衍生出一些不那么正确的揣测，譬如凶手杀人，一定是因为原生家庭的失败。也正是因此，每当重大凶杀案发生后，社会舆论谴责的对象，先是凶手，然后是凶手的家人。

2014年，在秋叶原杀人事件六年之后，凶手弟弟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他在自杀前一周，将六年的日记寄给媒体，里面写道：

加害人的家属，只能在阴暗的角落悄悄生活，不能拥有和一般人一样的幸福。

加藤智大的父母向公众道歉

而我们谴责凶手的家教，本质上也是在害怕，害怕自己也会教育出一个杀人魔，于是只能揪着公平世界假说不放，安慰自己只要不犯那样的错误，就能避免不幸的发生。正如安德鲁·所罗门在《我的孩子是凶手：一个母亲的自白》推荐序中所言：

我们想要相信犯罪是由父母一手造成，如此一来，我们就能安慰自己，因为我们有好好教孩子，所以自个儿家不会遭殃。

无差别杀人者，离我们有多远

我们努力从凶手的家庭教育里寻找失误，遗憾的是，这种失误的存在是薛定谔态的。

《我的孩子是凶手：一个母亲的自白》的作者苏，是杀人犯迪伦的母亲，也是一名心理辅导从业者，她在家庭教育上绝对是一位“足够好的母亲”，但她的孩子依然成为了无差别杀人案的凶手。

“我一天睡不到两小时，我一直在想，到底是我哪里把小孩教坏了？……是因为我们太自私、太忙碌，都没时间跟孩子聊天，所以才会教出这种变态杀人魔？……全天下没有一个爸爸妈妈，要花 20 年去养一个杀人犯！”

这段台词来自台剧《我们与恶的距离》，李晓明无差别杀人事件发生后，他的父母遭到了媒体的围追堵截，于是发出了这样的自我控诉。

《我们与恶的距离》 杀人凶手的父母向媒体下跪

但事实上，不完全是家教的问题，事情远不止家教这么简单。

日本曾对52名无差别杀人犯进行了分析，想探究他们背后的原因。

1. 从年龄上来说，男性青壮年占绝大多数，其中16-39岁的占了73.1%。

2. 从家庭状况来说，独居或者与双亲同住的人数最多，分别占据了50%和38.5%。

3. 从婚姻状况来说，大多数杀人犯未婚或者离婚，没结婚的人数占据82.7%，离婚一次或者两次的占据到13.4%。而且在犯罪时，有86%的杀人犯没有交往对象，其中53%的人甚至没有一个朋友，孤独可能是一个问题。

4. 从经济状况来看，虽然有47个人（90.4%）曾有劳动经验，但真正犯罪的时候，只有10个人在职（19.2%），其中只有4个人是正职员工（7.6%），剩下6个人为劳务派遣工。

5. 他们的杀人动机很复杂，有的是发泄自己强烈的不满情绪（44.2%），要么是不满自己的遭遇，要么是对特定群体的不满，或者有强烈的寻死念头（11.5%），或者希望去监狱里逃避现实（17.3%）。

总的来说，我们可以勾勒出一个无差别杀人者的肖像，他可能生活并不顺遂，求学或者就业都很不顺，与家人的关系要么疏远，要么过分依赖父母，很少有朋友，常常孤身一人，对自己的生活感到压迫和绝望，积累了很多不满和仇恨的情绪，想要利用大量杀人找回自己的价值。

这种描述并非要给这个群体贴上“无差别杀人”的标签，而是有可能他们更需要我们的关心和关注。事实上，他们看上去跟我们也差不多，在事件发生前，他们看上去就是普普通通的人。所以究竟是哪里出了问题，让他们变成了“坏掉的人”？

有研究者称他们心理异常，可能伴随某种程度的精神疾病，但绝大多数随机杀人者都具有完全行为能力，具有辨别和控制能力，问题的核心可能是杀人动机——社会不满性，这是怎么来的？

无差别杀人，死刑可以解决所有问题吗

美国社会学家和犯罪学家默顿曾分析了社会结构是如何对某些人产生明确的压力，他认为，因为社会文化过于追求成功，导致人们“在情感上不再赞同规则”，想要循规蹈矩的实现成功，太难了。

对于大多数凶手而言，在成功目标和实现手段的不对等情况下，他们找不到现实的出路，最终产生对社会的不满，走向自杀式的无差别杀人犯罪。

对于无差别杀人，碓井真史教授给出了他的犯罪心理分析：

很多犯人对于自己的人生都抱有一种“不该是这样的”的想法。他们虽然想终结自己的性命，但又想在最后通过报复那个没有接受自己的社会来实现大逆转。

究其深层原因，社会结构和经济结构可能都脱不了干系。

有研究者发现，社会地位结构、经济结构、收入水平和教育水平结构上的差异和分化，会导致失范感受的产生。菱形社会结构缺乏、贫富差距过大、发展机会的不均等、社会分层流动的停滞等等，都可能使社会成员产生相对的剥夺感，甚至极度的仇恨和心理不平衡。

当然，这种感受是比较主观的，即使是合理的社会差距，也有人觉得极度不公平，而无差别杀人者往往有极强的自我意识，更容易在主观上感受到不公平，也更难获得心理平衡。

从个人层面来说，无差别杀人凶手往往也是道德标准很低的人。否则，一般人会宁愿伤害自己，也不愿无差别伤害他人。

从家庭层面来说，子女对父母的过分依赖也是一个内在原因。亚洲传统文化影响下的家庭关系，子女是父母的附庸，这容易使一些人在成年之后仍然向父母伸手要钱，再加上没有工作实现个人价值，个人很容易产生否定自身的极端想法，也容易在封闭空间内怨恨和不满。

总而言之，无差别杀人是个人、家庭与社会综合的结果，教育不止是一个家庭的事情，也是整个社会的责任。如果我们只关注微观层面的动机，不去揭示凶手身后更隐晦的社会问题，那我们就永远无法触及真相，永远无法找出真正的病因。

我们需要的，不只是一个“杀人偿命”的社会，更是一个犯罪率低的社会。